“我16岁嫁到伯岭，那时，伯岭这里有几十户人家，我公婆家是这里的富户。我丈夫参加了国民党的三青团，东北民主联军打过来，建立了南满解放区，他逃到了沈阳，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。”
“1948年冬天，有天晚上，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，他一身农民的打扮，腰里却有一把手枪。他捎来了我丈夫的一封信，信上说，沈阳马上就守不住，他要撤到台湾。来人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请收留他。”
“这个人叫冯江津，关里人，个子很大，很学问。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，原是东北剿总的上校参谋。我们留他在家里住下。”
“我公婆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们两人就在一起聊天。他给我讲了好多山外的新鲜事。他出生在山东A市，世代书香门第，爷爷曾当过民国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长。他在天津北洋大学学的是化学，后来抗日时，投笔从军。”
“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天天教我识字念书，后来我就能自己读书了。”
“渐渐地，日久生情，我们就好在一起了。”
“我公公婆婆先后在建国那年，在山里采药，遇到狼群，被咬死了。家里只有我和他，我们像夫妻一样过日子。后来，我怀孕了，生下了孙平他爸爸。”
“孙平他爸爸满月那天，解放军的剿匪小分队进山，有人举报，我家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地人。解放军便派了一个班的兵力来抓。那天，他正在院里干活，发现山下有解放军往这里来，他便逃上了山。”
“解放军问我那人哪里去了，我便谎称那人是我表哥，来我家串门，前几天回关里了。”
“从那以后，他不敢再回家里住，藏在一个山洞里，隔一段时间，给他送一些粮食。后来，他渐渐地适应了山里的生活，自己打猎，采山菜，用兽皮缝衣服，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了。”
“镇反的时候，风声越来越紧，好多逃亡的四类分子被抓住，押回镇里，直接枪决了。他很害怕，便躲到了更深更偏远的山洞里，离这里有几十里。我不能常常去看他，只是每年给他送一两次食盐、火柴、火药和肥皂等必需品。”
“改革开放后，听说政府落实政策了，像他这样的国民党军官回乡，不但没罪，政府反而待为上宾。我劝他出山，回家过正常生活。可他坚决不相信自己会被宽宥，不敢出山。而且，他在山里完全习惯了，由于长期一个人生活，不太会说话了。他告诉我，他正在修炼一种什么功法，说是能成仙得道。”
“我劝不动他，但心里放不下他。我们这里穷，政府每年都要救济。后来，政府想了一个一锤子买卖的办法，把山民移民到山下的富裕村子里落户。伯岭几十户人家都搬到山外了，我牵挂着他，所以一直住在这里。”
“前些看，我一年总要去看他一两次，每次都劝他回家里来住。可他就是不干，每次我都是满怀希望去，失望地回来。他也太倔了，我劝不动他。”
“这两年，我老了，腿脚越来不行，走不动了，已经好几年没有去看他了，也不知他是死是活了。”
老太太说到这里，眼里噙满了泪花。
孙平惊呆了，“奶奶，你是说，我有个爷爷住在山里？”
“是的，”老太太抚摸着孙女的头发，慈爱地说，“他是你亲爷爷。你其实应该姓冯，而不姓孙。”
“奶奶，我爷爷一个人住山洞里，那多可怕呀。明天，我同井建民一起去山里找他，把他接回家里住。”
老太太点点头，说：“也许，他见到了孙女，会答应回家来住？”
井建民也被这传奇的故事所打动。他想，这冯先生在山里住了一辈子，对于伯岭的大大小小的砬子，一定了如指掌。找到了他，就有希望找到白玉砬子。（未完待续）